我的阿姐被做成了鼓

先叠个甲，前两篇分享的内容被举报了，我不认为我写的内容有什么引战和站队行为，问了管理员还没回复，再等等。

以下内容都是我的一些个人经历，所提到的名字都是化名，请理性看待，内容很长，佬友权当个故事看，不喜勿喷，请勿把负面的情绪带到帖子里来。

2018年3月，我报了一个去拉萨的自由团。

之所以报自由团，是因为到了目的地后可以选择跟导游，也可以自己玩，等回去时能按时归队就行。

导游包了个大巴，走川藏线进藏，这样不仅能去更多的地方，也可以缓解高反带来的不适。

大巴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康定，理塘，巴塘，芒康，左贡，八宿，波密，林芝，最后到达拉萨。

导游选的这条路线也被评为中国景观大道，沿途可以欣赏从平原到丘陵，到盆地，再到高原等多种地貌，一路上把峡谷，湖泊，森林，高原，一次性能全部看完。

全程总里程约4000公里，胜在路况较好，大巴开了八天就到了拉萨。

到了地方，团里的人大多跟导游安排的酒店走了，我没有。我提前在网上订了一家民宿，位置在布达拉宫北面不远的一条巷子里，步行到布达拉宫广场大概十五分钟。

民宿是一栋藏式小楼，外墙刷着白灰，窗框涂成深棕色，门口挂着一副褪了色的经幡。推门进去，院子里种着几盆格桑花，由于还没到花期，只有几根杆子在随风摇摆。

民宿的老板叫索朗罗素，四十多岁，身材壮实，皮肤被高原的紫外线晒成深褐色，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他穿一件深红色的藏式外套，腰间系着一条颜色复杂的编织腰带，走路的时候带子会轻轻摆动。

索朗罗素，在藏语里是福德万千又长命的意思。

他说这个名字是他爷爷起的，爷爷是个还俗的僧人，经历过旧西藏最后的年月，经历过解放军进藏，经历过民主改革。

老人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后人能平安长寿，再不受那些苦。

我到的那天是三月初，天还很冷，街上游客不多，由于是旅游淡季，八廓街的商贩都懒洋洋的，有些店铺干脆关了门。

索朗也很闲，因为整栋民宿就住了我一个客人。

他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来，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我报了几个地名：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然后犹豫了一下，补了一句，还有西藏博物馆。

索朗点点头说都行，反正他也没事，可以免费给我当导游。

随后他又喝了口茶，像是想到了什么，表情变得有些微妙说，博物馆你自己去转就行，我在门口等你。

我也没多想，只当他是去过太多次，不想再进去了。

去西藏之前，我在网上看过不少关于旧西藏的资料。其中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人皮鼓，藏语叫"阿姐鼓"。

那几年，网络上关于这个话题的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人说人皮鼓是用死去的女孩的皮做的，有人说那是活人剥的。众说纷纭，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让人脊背发凉。

我了解到博物馆里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还收藏着旧西藏留下来的人皮鼓、嘎巴拉（人头骨做的碗）、人骨法器等。这些东西是那个时代的物证，也是我一直想亲眼看看的原因。

不是猎奇，是想弄明白。

到了拉萨的头一天晚上，我有些高反。太阳穴突突地跳，胸口闷得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索朗给我找了两粒红景天胶囊，又把房间里的加湿器打开，嘱咐我多喝水，少说话，早点睡。

第二天醒来，高反的症状减轻了不少，只是头还有些沉。索朗在院子里等我，桌上摆着糌粑和甜茶。

他问我今天去博物馆有没有预约？我回答他已经约过了。

他点了点头跟我说，听说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重新开放了，你可以一道看看。

西藏博物馆坐落在罗布林卡东南角，是一栋融合了藏式和现代风格的建筑。我们到的时候，馆前的广场上没什么人，阳光明亮得刺眼，风却冷得很。

索朗没进去。他指了指门口的长椅说，我在这儿等你，你慢慢看。

我听了后就独自走进去了。

博物馆比我想象的大。一楼有个主展厅叫《离太阳最近的人》，以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为主线，从衣食住行到节庆婚俗，从放牧耕织到歌舞饮食，分门别类地展出了大量实物和图片。

展柜里陈列着精美的藏袍、镶嵌绿松石的头饰、银质的酒壶、酥油花模具、织布机、马鞍……每一件都做得极为讲究，透着这个民族对生活细节的执拗与热爱。

有一个展厅专门介绍了藏族的婚俗，那会旧西藏的婚姻制度极其复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并存，贵族阶层的婚姻更像是一场政治和经济的交易。展板上引用了一段旧时的民谣，大意是：女儿是养来交换牦牛的，儿子是留下来继承草场的。图片上那些年轻的藏族女孩，穿着厚重的嫁衣，脸上看不出喜悲。

我在那个展厅看了很久，然后我上了楼。

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在博物馆的另一个展区，刚重新布展开放不久。

走进去的一瞬间，气氛骤然变了。

与一楼那些温暖的生活陈列不同，这个馆的灯光压得很低，墙面是深灰色的，展柜里的灯光聚焦在一件件实物上，像是暗夜里打了一束冷光。

我先看到的是一组照片。黑白的，颗粒很粗，拍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主改革前后。照片上有衣衫褴褛的农奴，有被铁链锁住的脚踝，有骨瘦如柴的孩子蜷缩在墙角。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间低矮的土屋，门口站着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眼神空洞地望着镜头。

展板上的文字介绍，旧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占有几乎全部的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世代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可以被买卖、转让、赠送、抵债，甚至被施以酷刑。

再往里走，展柜里出现了那些东西，人皮鼓。

一面，两面，三面。鼓面紧绷，呈灰白色，在灯光下泛着一种不自然的光泽。旁边的标签上写着年份和来源，大多是清代或民国时期的寺庙法器。

我弯下腰，凑近去看。鼓面的纹理细密而均匀，如果不是标签上的说明，你很难想象那曾经是人的皮肤。但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某些地方的纹路不像是兽皮，过于细腻，过于平整，边缘处隐约可见缝合的痕迹。

旁边是嘎巴拉，人头骨做的法器碗。头骨被打磨得光滑如玉，镶嵌着银饰和宝石，有的碗沿上刻着经文，有的碗底残留着深褐色的痕迹——那是长年累月盛放供品留下的。

还有人骨做的号、腿骨做的笛。每一件都被精心装饰过，金银、珊瑚、绿松石，把死亡裹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

展厅里很安静，只有几个参观者在无声地移动。我站在一面人皮鼓前，看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脸，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恐惧，也不是愤怒，更像是一种巨大的悲凉，从脚底往上漫，堵在胸口，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我想起索朗在民宿门口说的那句话——你自己去转就行。

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不进来了。

我在博物馆里待了将近三个小时。

出来的时候，索朗还坐在门口的长椅上，他闭着眼，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想什么，听到有脚步声走进，他睁开眼，站起身看到是我，于是询问我看的怎么样？我说还行，那会的人过的太苦了。

索朗听了没说话。

我们沿着罗布林卡路往回走远处布达拉宫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群鸽子绕着宫殿的白墙盘旋。

我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问索朗，你……你去过农奴解放馆吗？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停，回答我，去过。

又走了几步，他说，我奶奶的大姐姐，就被做成了阿姐鼓，不知道在不在里面。

我猛地停下脚步。

索朗往前走了两步才发觉我没跟上，转过身看着我。他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早已在心里沉淀了无数遍的事。

他看我停下，跟我说，走吧，等回去再说。

回到民宿，索朗在院子里摆了两把椅子，泡了一壶甜茶。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院子里的格桑花拉出长长的影子。巷子很安静，偶尔有转经的老人经过，念珠碰撞的声音清脆而规律。

我坐下来，等他开口。

索朗双手捧着茶杯，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今天在馆里看到的那些东西……对我们这儿的人来说，不算稀奇。

他顿了顿，我跟你说个数——现在在布达拉宫周边生活的人，本地人，十个人里头，至少有一个家里有长辈被做成法器的。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被茶呛了一口不断的咳嗽。

索朗拍着我的后背说，你想想，旧西藏的时候，95%以上的人都是农奴。农奴是什么？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是牲口。那些寺庙、贵族、领主要什么，农奴就得给什么。要你的地，给；要你的牦牛，给；要你的女儿…也得给。

后来金珠玛米进藏的时候，他们来了，农奴才翻了身。可是翻身之前的事，几百年的事，不是翻身就能抹掉的。那些法器还在寺庙里，那些骨骸还埋在土里，那些伤疤还在一代一代人的记忆里。

我问，那你怎么知道你奶奶的大姐姐……

索朗放下茶杯，看着院子里那几盆格桑花，跟我说我奶奶亲口告诉我的。

她活了八十三岁，走的时候我还上着初中。她这辈子就跟我讲过一次，讲的时候哭了一整夜。

那天晚上，索朗跟我讲了他奶奶大姐姐的事。

他奶奶叫卓玛，出生在拉萨西边一个叫聂当的地方，家里是世代农奴。卓玛有一个大姐姐，叫德吉，比卓玛大十一岁。

德吉被选中的时候，卓玛才八岁。

索朗的声音压得很低跟我说，外面有些说法，说人皮鼓用的是已经去世的女孩的皮，那是后来的人为了淡化这件事编出来的，其实都是活的，是活人！

他看着我，眼神很沉。

我听完后只觉得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索朗继续说，被选中的女孩有个标准，标准就是天生的聋哑人，不能听，不能说，因为做鼓的皮必须纯净，不能被世俗的声音污染过。可是你想想，哪有那么多天生的聋哑女孩？

他冷笑了一声，那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笑。

索朗继续说，大部分女孩聋哑根本不是天生的，是被选中之后，打穿耳膜，割掉舌头。甚至有些女孩小的时候就被家里弄聋弄哑巴。

因为用聋哑女孩做出来的人皮鼓有个”好处“——鼓面的紧绷度比天生聋哑的还好，因为女孩是在惊恐和疼痛中长大的，皮肤常年处于收缩状态。

人皮鼓的女孩，名义上要求十六岁以下。但十六岁只是个上限，实际上大部分在十到十三岁。

为什么？因为这个年纪的女孩刚刚开始来例假，或者还没有来。他们认为，没有经历过例假的女孩是最纯洁的，用这样的人皮做出来的鼓，声音才能通达佛界。

索朗端起茶杯，发现茶已经凉了，又放下了继续说，自古以来都是男尊女卑，旧西藏更是这样。女性在那个时代，有时候连商品都不如，起码商品还有个价格，人没有。

农奴家的女孩，随时可能被领主看上，随时可能被寺庙带走。你的命不是你的，你的一切都不是你的。

可最让人想不通的是，如果谁家的女孩被喇嘛选中做了鼓皮，对那家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誉。

他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发颤。

荣誉？我问索朗，这个跟荣誉有什么关系？

索朗缓了下说，那些被制成鼓的女孩是被佛看上的人，那时候喇嘛给农奴洗脑，说女孩成了法器之后，她们全家死后都可以不入轮回，直接进入极乐世界。并且还能得到活佛或高僧的洗礼和赏赐，家里的地位也比其他农奴高。

他停了一下，低声补了一句，前提是，得成功做成。

我问，如果没成功的有什么补偿？

如果最后剥下来的人皮有破损、有溃烂，达不到做鼓的标准，那就是失败品，失败品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女孩也就白死了，什么补偿都没有。那家人什么也得不到。

索朗说完后就没在说话，院子里突然一下安静了下来，仿佛连风都停了。

他发现茶凉了后，起身到房间换了壶茶，换完坐下来后问我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我问他，你奶奶有告诉你，人皮鼓是怎么做的吗？

索朗喝了口茶回答我说，被选中的女孩，先用热水泡澡，泡到皮肤发红、毛孔全部张开。然后再换冷水泡，冰水，泡到皮肤紧绷发白。这样一热一冷反复几次，皮肤的弹性就到了最好状态。

泡完之后，喇嘛会给她闻一种秘制的香，那种香是用好几种草药和矿物配的，闻了之后人会陷入一种半昏半醒的状态，还有意识，但不会挣扎。

他说得很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先在心里过一遍，确认自己能说出来，才能出口。

索朗讲到这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等女孩进入状态之后，喇嘛会用钻头在头骨顶部凿一个洞，这个是技术活，要求凿的时候只破皮肉，不伤头骨。因为如果头骨裂了，人可能当场就死了。人一死，血就不流了，皮肤的颜色和弹性都会变，做出来的鼓面就不对。

洞凿好之后，往皮下插一根特制的管子，慢慢地往里面吹气。气要吹得均匀，不能急，一边吹一边用手轻轻地把皮肤和肌肉分离开。等皮肤完全松动了，再往里面灌调制好的水银。

水银灌进去之后，因为比重大，会沿着皮下慢慢往下流，一路把皮肤和肌肉彻底分开。这个过程要很久，有时候要好几天。在制作过程中，女孩一直是有呼吸的。他们要保证人活着——因为人一旦死了，皮肤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出现溃烂、变色，就前功尽弃了。

整个过程中，女孩的全家都要到场，需要他们在旁边念经、祈福，念的是度亡经。他们的表情不是悲伤的——至少表面上不是。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女儿积福，是在帮她完成一件神圣的事。等法器制作成功，他们就能直接接到佛祖的祝福。

他讲这些的时候，声音变得很平，像是在描述一项工艺流程。

随后索朗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他说德吉被带走的那天，他奶奶也去了。那年他奶奶八岁，她站在人群里，看着自己的姐姐被泡进热水里，又泡进冷水里。她看到姐姐的嘴巴张着，但是发不出声音——因为舌头早就没了。她看到姐姐的眼睛还睁着，还能转动，后来姐姐闻了那种香，就像成了木头一样不动了。

然后呢？我问。我知道自己不该问，但我还是问了。

然后我奶奶被人带出去了，担心如果她要是哪天被选中会有抗拒心理，所以后面的她没看到，是奶奶的妈妈跟她说的。

讲到这里我才发现天开始黑了，院子里的光线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巷子里亮起昏黄的路灯，远处传来隐约的诵经声，可能是附近哪家在做晚课。

我坐在椅子上，觉得身上很冷，但不是天气的缘故。

索朗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接着说了一段让我更加震惊的话。

你可能会想，这些寺庙里的人把人做成法器，这么残忍，你们怎么还信他们？怎么还磕头、转经、念经？

我确实想问这个，但不好意思开口。

索朗说，其实我们信仰的，从来就不是那些喇嘛，不是那些活佛。我们信的是佛祖，是菩萨，是那些真正慈悲的东西。那些干了坏事的人，他们做的孽，佛祖都看在眼里。那些寺庙后来被拆了，那些喇嘛后来被惩了，那不就是佛祖派金珠玛米来惩罚他们的吗？

他看着我，目光很平和。

索朗继续说，人死不能复生保留仇恨，不能让你活得更好，我们只要铭记就好，铭记那些发生过的事，铭记那些受过苦的人，然后好好地活着。

我怔怔地看着他，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从小在布达拉宫脚下长大的普通藏族男人，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出过几次远门，但他对事物的看法，竟然通透到了这个地步。

我想起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展品——那些被精心装饰过的人骨法器，那些泛着灰白色光泽的人皮鼓面。它们现在安静地躺在玻璃柜子里，灯光打在上面，标签上写着年份和出处。来来往往的参观者弯下腰看一眼，拍张照，然后走到下一个展品前。

但它们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是德吉，是无数个德吉。

索朗喝了口茶把茶杯放回桌上说，还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其实那些法器，你都可以理解为等价交换。

我被问住了，问他是什么意思？

索朗解释说，有些人吃不起饭，就用自己的手臂去换换每个月能维持温饱的粮食，一条手臂换一家人几个月不饿死。有些家庭，用自己的孩子去换，换一个高一点的位置，换更多的权力，换后代不再是农奴。

他看着我震惊的表情，苦笑了一下。

你以为那些法器全是被迫的？不全是，有些是自愿的。

当然，这个”自愿“要打引号。

当你的命捏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你没有别的选择，交出一个孩子，保全剩下的四个，这在那个年代，是算术题。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西藏之前，我读过一些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史料，1959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平叛，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但我在那些史料里看到过一个困惑——为什么当初解放西藏的时候，还有一大批藏人支持宗教政府、反对改革？

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信息闭塞、观念落后。

现在我明白了，那只是冰山一角。

那些支持旧制度的人里面，有多少本身就是利益链条上的一环？有多少人已经用自己的血肉和骨血做了交易，已经和那个系统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如果旧制度被推翻，他们用孩子换来的地位、用胳膊换来的粮食，就全都没有了。

是恐惧、感恩、利益、信仰把这些东西搅在一起，拧成了一根解不开的绳索，把几代人牢牢地捆在了原地。

金珠玛米来了，绳索断了。

但绳索勒出的印痕，几代人都消不掉。

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民宿的床上，一夜没有合眼。

窗外是拉萨的夜空，星星密得不像话，像是谁把一碗碎银子泼在了黑色的绸缎上。

远处布达拉宫的轮廓在月光下隐约可见，安安静静的，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证人。

我想到那些展柜里的法器，想到嘎巴拉碗沿上刻的经文，想到人皮鼓面在灯光下泛出的灰白色的光泽。

我想到索朗说的那句话——我们只要铭记就好。

我想到德吉，想到她被泡在热水里的时候，眼睛还能转动。

想到她的妹妹卓玛，八岁，站在人群里，看着姐姐即将被制成鼓的命运。

想到索朗的奶奶卓玛活了八十三岁，一辈子只讲过一次这件事，讲的时候哭了一整夜。

想到索朗坐在院子里，捧着一杯已经凉了的甜茶，用很平静的声音把这一切告诉我。

不知不觉，窗外的星星慢慢暗下去，天边泛出鱼肚白，又一天的太阳要升起来了。

索朗罗素——福德万千又长命。

这个名字，此刻，我终于真正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