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宗教势力比欧洲更加松散。但是中国的宗教势力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对人民控制的牢固性，要远远超过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
春秋时期的孔丘创立的儒家学说，本身是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时期的神秘主义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色彩的。这种学说本身就特别强调尊卑长幼，维护君主和父亲的绝对统治地位。只不过在先秦时期，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和其他的各家学说进行争鸣。儒家的宗教化是伴随着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建立进行的。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常常有着迫切的镇压农民造反的需要，于是他们日益感到，利用宗教化的儒学来使人民变得愚蠢，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是非常的必要的。汉武帝时期，开始采用儒家的经典来为封建的政治和法律进行合法化说明。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对儒家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革，儒教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诞生的。程颢的定性书被理学家们公认为权威著作，其中提到“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这个时候的儒教已经把人欲和天理明确的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恶的，天理是善的。人们必须“存天理，去人欲”，这成为一切唯心主义理学家们的人生目标。他们的天理就是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允许的行为准则，内容无非就是三纲五常。他们追求的精神境界偏向于封建的道德修养，是为了巩固宗法制度。
儒教是没有任何入教仪式的，也没有任何人能统计出准确的教徒数目。但是儒教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并不只是读书人才信儒教，哪怕是不识字的渔民、农夫，也逃不脱儒教的掌控。神权、族权、父权、夫权，构成了一种天罗地网，弥漫于每一个角落里，让人永远无法逃脱。
理学家们关心的问题，最终都会回到存天理、去人欲这个问题上面。这些问题虽然假装成哲学的面貌，但是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僧侣主义的辩经活动。
“存天理，去人欲”在理学的各个派别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无论是在政治上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在哲学上唯心的还是唯物的，都在围绕着这个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一点跟西方的中世纪神学的“原罪观念”有着共通性，都主张人欲为恶，天理为善。这并不是相互抄袭或学习的问题，而是封建社会的共性。所有的封建社会的中世纪，一定会讲到天理和人欲的分别。
明末的哲学家们对儒教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根本上摆脱六经的影响，且没有人在根本上对孔丘进行批判。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李贽等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较为进步的思想，但是他们都自称是儒家的正统学说传人，常常假借孔丘和孟轲的口吻来扮演儒教革命者的角色，他们从来不敢怀疑孔丘这位教主。李贽是最激进的一位，他曾经提出过对孔丘的个别言论的质疑，但是他依然没有怀疑孔丘的整个人，没有对儒教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提出质疑。他抨击的是败坏封建纲常的假圣人、假贤者。这实际上是为了维持封建的宗法制，他是爱护这个制度的。
儒教缺少我们常识中认为的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但是它具有所有宗教共有的一切本质属性。它有教主，即孔丘。也有教义和供奉的对象，即天地君亲师。经文就是儒家六经。内部有不同的教派和传法体系。同时儒教主张僧侣主义、禁欲主义、原罪观念、愚昧主义以及个人崇拜，对科学抱有敌视态度，轻视商业活动。凡是中世纪的僧侣主义哲学所具备的落后内容，儒教全部都有。
儒教是阻碍中国的生产技术、科学发明、思想变革的主要凶手。它限制了中国新思想的萌芽，同时也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机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持续 2000 余年，儒教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