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雪》与《红楼梦》—读后浅谈中日文学

开篇谨言，本人并非文学类专业，以下内容仅代表个人愚见，如有专业人士提出更好的见解，愿意洗耳恭听。同时本人反对任何将历史同文学本身强行绑定的做法，因此不会对正文中提到的文学特点进行任何历史脉络上的展开。

私以为，拉美的殖民色彩，中国的乡土底色，日本的岛国不安，那是历史学研究的领域，至于作者的生平经历，那是考据学的事，一概不归文学管辖。提到李清照便是思乡思君思故国，一如提到杜甫便是忧国忧民忧天下，说到苏轼就乐观，谈及李商隐又多情。不从文字本身去感悟体会，反而从作者经历，时代背景等次要处断言并擅将其意淫所得奉为圭臬，此等本末倒置，投机取巧，牵强附会之举非我所欲。

阅罢《春雪》，万般滋味。满腹幽怨无处安放，难以抒怀，只好缠着朋友作评，他答得既松散又敷衍，只说最不喜欢清显，既别扭又做作。不敢苟同，我全篇最中意的就是清显，这个自视甚高又为爱痴狂的少年深得我心。所爱被如此侮辱，刚欲发作，倏忽忆起，他对林黛玉也出此言，后释怀，遂作罢，夏虫不可语冰也。

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的出言不逊反而催生了此篇现世。松枝清显与林黛玉二人，皆矜贵，叛逆，红颜薄命，《春雪》与《红楼梦》亦不约而同地讲述了封建贵族背景下凄美婉转的爱情故事。 一男一女，一中一日，相距甚远，相似颇多，同中有异。

其一为抒情。

三岛由纪夫在《春雪》中报复性地挥舞着自己非凡的洞察力与清奇的笔力，宛如执手术刀一般将青年男女们开膛破肚，把最隐秘最幽深的心思放在显微镜下一览无遗。 曹雪芹深谙留白的艺术，只点其睛，不描其形，丝丝缕缕情思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倘若《春雪》是一幅华美的浮世绘，那《红楼梦》或许是一卷清丽的水墨画，前者洋洋洒洒如落樱成阵，后者深深浅浅似雪压枝头。

情感在《春雪》中是流动的，黏稠的，倾泻的，像瀑布，于《红楼梦》中则是伫立的，圆润的，铺张的，像雨雾。由此观来，川端康成或许与曹雪芹异曲同工，素喜描白，藏锋不露。

三岛工笔般的写法能否代表日本文学虽有待商榷，中日文字对情感的处理同源异流是属实的。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东亚言语向来讲究弦外之音，古有李清照“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今有夏目漱石“月色真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动声色的情感流露是中日文学的共核。而落到字里行间，貌若同归，实则毫芒有异。日本文学对情感的抒发私人而发散，多像告白一般、天然去雕饰，让情绪自然流淌，不限篇幅，又常用设问与反问，多以独白展开，力求穷尽其相，把内心写透。中国文学对情感的抒发则悠远而克制，更像叹息，音节短促，情绪凝练，点到为止，不蔓不枝，多借景留白，引经据典，力求朴素的共鸣，天地共鉴。前者的含蓄更多来源于私人化意象的选择，青烟缕缕，而后者的含蓄则是刻意为之的断章，余音袅袅。

其二为驱动。

《春雪》的底色是不安，清显与聪子的悲剧并不是命中注定，难以违抗的，是性格让他们走上了不归路。清显成熟得太晚了，自视甚高又刚愎自用，为了维护所谓自尊而错过一生挚爱，像《春光乍泄》里的何宝荣。聪子又成熟得太早了，傲慢地认为自己有应该承担一切，聪明反被聪明误，像《窄门》中的阿莉莎。他们的故事存在着幸福的可能，存在着挽回的余地，二人的反复迂回拉扯像是俄罗斯轮盘，生死难料，如履薄冰。《红楼梦》的底色是无力，十二金钗早已写好判词，宿命已定，无法逃避。纵使贾宝玉精于功名，林黛玉圆滑世故又堪何？山雨欲来风满楼，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大厦将倾，无人能独善其身，二人头顶总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终有一死，寸步难行。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日本文学似乎认为人性是一切的根源，相信性格决定命运。《山月记》中李征的悲剧来源于内心的矛盾，因为害怕自己并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因为有几分相信自己是明珠，而不能与瓦砾碌碌为伍；《罗生门》中家将动了邪念，从人变鬼，像一滴墨水落入黑夜，恶业已铸，再难回头；《心》中先生背叛友人，愧疚数年，再无法承受生命之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性格导向命运，时代充当催化剂之功效。中国文学则更相信天行有常，性格在时代洪流面前不堪一击。《水浒传》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三国演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时代造英雄；《红楼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时代滚滚向前，生命渺小如尘埃。

其三为欲望。

同是天涯沦落人，林黛玉与松枝清显，一样的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一样的不疯魔不成活，同是灵秀之人，可惜天公不作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均落得病故而亡，郁郁而终的收场。二者性格看似一致，细微之差亦见文章。清显的自傲本质是自卑，他不愿袒露内心，不敢对他人产生依赖，害怕失去自我，对感情方面有一种几乎自我毁灭式的决绝：发现感情萌芽时忍痛一刀两断，确认心意后毅然以死证爱。他身上流着武将的血，杀伐果断，偏执固执，于己更甚。林黛玉的自傲则是自主选择的偏安一隅，不容凡俗僭越，她敢爱敢恨，虽不言表，但剪香囊，葬花，焚稿，桩桩件件，无声胜有声。她不惧怕情感，相反，她一生都在追求热烈而纯粹的情感，执念极深，至死不渝。她的坚守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实现。

日本文学以“物哀”著称，常伴自毁倾向，这种自毁的动机是复杂的，但多可被描述为一种“避免落入此种境地的应然之举。”—看到樱花飘落，自己也仿佛在空中流浪，无处可归，便产生了倒不如在飘落前将樱花摘下的心理。川端康成在《少年》中就有类似的情感流露：若因青春将被窃走而变得丑陋，或许死亡才能留住美丽。中国文学中也不乏“触景生情”与“移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比起日本文学的置身于物，中国文学中人与物的关系更偏向于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借物抒怀明志，多为顾影自怜之心理。

分辨中日文学之同异实非易事，亦绝非放诸四海而皆准，如《离骚》亦有物哀之思，松尾芭蕉俳句多有唐诗之留白风韵。古往今来，中日作为邻国，交流不断，同属儒家文化圈，文化难舍难分才是常态。行文所述皆为个人阅读所发，有所共感自觉感激，不以为然的，全当我是一派胡言，止增笑耳便罢。

落笔于此，才疏学浅，还望海涵。